成了我们新液压的欧洲代理商。他既卖道林的减速机，也卖新液压的减速机，相比之下，反而是卖新液压的减速机更赚钱。”韩江月呵呵笑着向冯啸辰介绍道。

　　“奈伊这算不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呢？”冯啸辰调侃道。

　　韩江月说：“其实，奈伊不这样做也不行。他原来想保留在欧洲的研发中心，但他的工程师薪酬比我们要高出好几倍，就算他们经验比我们新招聘进来的大学生要更多一些，我们三四个人和他们一个人竞争，他们肯定也是比不过的。与其硬撑着，还不如把研发工作也转包给我们。”

　　“我们原来说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优势，现在这种优势转移到了工程师方面。我们的工程师也是全世界最便宜的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发成本要比西方国家低得多。”冯啸辰总结道。

　　在有些人心目中，技术研发就是一个天才对着墙壁发呆，然后突然灵光一闪，于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就出现了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他们批评中国的大学生缺乏创新能力，号召从小学开始就要减负，让孩子们多弹点钢琴，多看点莎士比亚，据说这样能够培养灵感。

　　而事实上，技术研发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堆钱和堆人，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就是不断地做实验，在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失败中找到正确的路径。要做这些事情，并不需要多少灵感，需要的是能够堆上去几百、几千名工程师，让他们像搬砖的民工一样堆积经验，直至成功。

　　计算机专业的人员常戏称自己是“码农”，其实是有道理的。编程也是一项研究工作，但这项工作一点也不浪漫，同样也不惊险。绝大多数的算法都是固定的，程序员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算法堆砌起来，变成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程序。

　　设计一辆汽车或者一台机床的过程，与编程并无二致，同样是把若干已经固定的模式组合起来，让它达到最优，而要实现这一点，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大量具备基础知识同时价格便宜的工程师。

　　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，中国高校每年招收的新生人数以两位数的百分比持续增长，迄今已经培养出了数千万的理工科人才。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水平与爱因斯坦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，但他们足以胜任一家工厂里日常的技术研发，假以时日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成为熟练的工程师，其水平堪与欧美同行媲美。

　　以千万级别计数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，就是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形成的新的人口红利，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匹敌的。

　　“这一次，我们打算买下道林公司在欧洲的研究中心和几家工厂，未来我们会派人到欧洲来和欧洲的工程师共同工作，学习他们的经验。道林公司过去积累下来的专利，对我们很重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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